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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明孝孺-多数文士不愿意谈到自己是文人(如方孝孺)-有趣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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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經為本根,《史記》《漢書》為波瀾,既兼顧明道,又呈現文章的變化。宋濂對此謹記於心,並日夜思考多年,「粗曉大旨」。然而宋濂的取法對象也包括韓、歐等文士,他在《文原》中還以列舉學習對象的形式呈現學習古文寫作的途徑:

對於宋濂等人所主張取法的六經,其弟子方孝孺則在寫給王紳的信中明確指出學習六經的具體部分,即「當求之於《易》之《大傳》、《書》之《典》《謨》《訓》《誓》、《詩》之三百篇、孔子之《春秋》、周之三禮」(《遜志齋集》卷十《答王仲縉》),同時還指出「秦漢賢士之所著」亦是可資取法的對象。相對於宋濂等人所講的寬泛的「六經」,方孝孺具體到學六經的某些內容,則是越來越嚴苛。方孝孺所列的上述六經部分的內容,除了開示學文之法,還有一個原因是論證「奇怪亦非古人所尚」,是針對文士學文「厭常喜怪」、「背正嗜奇」而發,此類文士「用志既偏,卒之學為奇怪,終不可成,而為險澀艱陋之歸矣」。(《遜志齋集》卷十《答王仲縉》)方孝孺此文不但有整體上的文章作法指導,還有具體涉及謀篇布局的論說,在文章作法上提出體裁、章程等概念用以指導為文:

詩文的交流是契合心靈的高層次對話,不但可以加強感情,這些著名文士的酬唱還能推助東明精舍及其周邊的風物成為著名景觀。宋濂在浦江青蘿山下建青蘿山房,劉基作《青蘿山房歌寄宋景濂》,宋濂作《蘿山遷居志》。還有其他地區的文士,如劉崧作《青蘿山房詩為金華宋先生賦》、貝瓊《青蘿山房歌並引》等。此為僅就青蘿山房而言,便有如此多的名人撰寫文學作品。對於青蘿山旁邊的玄麓山,宋濂就該山之上的飛泉作《飛泉操》;就山西的桃花澗而攜鄭彥真等眾多文士進行修褉活動,詩文酬唱,作《桃花澗修褉詩序》;就山上的桃花澗、鳳簫台、釣雪磯、翠霞屏、飲鶴川、五折泉、飛雨洞、蕊珠岩而分別作詩,成《玄麓山八詠》組詩。經宋濂等文士的歌詠,上述地點已成著名的「玄麓八景」。對於浦江名山仙華山,宋濂更是在眾多詩文中頻繁提起,如《重建龍德大雄殿碑》《混成道院記》等。方孝孺在浦江從游宋濂,獲交當世天下文士,詩文酬唱,是生命中美好而愉快的時光,令他回到寧海后也久久難以忘懷。在他寫給蘇伯衡的信中便談到:

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注,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原標題: 東明精舍:14世紀的浙東文人圈及其世界

東明精舍由浦江義門鄭德璋創辦于元初,後由鄭文融擴建,主要用於教授本族子弟,柳貫、吳萊、宋濂等著名學者均曾在此執教,培養出大批優秀弟子,是浙東重要的書院,為元明時期的學術重鎮。1335年正月十五日,在這個普通的日子,二十六歲的宋濂前往浦江東明精舍執教,使得東明精舍迎來了新的輝煌,開啟了新的篇章。他在此授經傳道,為九世同居的義門鄭氏的孝義之風所吸引,舉家從金華潛溪遷到浦江鄭宅,並在青蘿山下建寢室三間,在此長住。燈光日影,不間寒暑,教書育人,其樂無窮。以宋濂為核心形成一個龐大的文學圈和學術圈,重要人物有劉基、章溢、葉琛、王褘、張孟兼、蘇伯衡、胡翰、吳沉、桂彥良、烏斯道、朱右、唐肅、謝肅、鄭濤、方孝孺、王紳、劉剛、鄭柏、鄭楷等。前來交流文學、探討學術的文士,絡繹不絕,無形中促使東明精舍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和學術的中心。這些文士是朱元璋政權的重要成員,與淮西武將集團相對,史稱浙東文人集團,為明王朝的禮樂文化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蓋文之法,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核之,體裁以正之。體裁欲其完,不完則端大而末微,始龍而卒蚓,而不足以為文矣。章程欲其嚴,不嚴則前甲而後乙,左鑿而右枘,而不足以為文矣。氣欲其昌,不昌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意欲其貫,不貫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理欲其無疵,有疵則氣沮詞慚,雖工而於世無所禆。

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

東明精舍最為重視的是對儒家經典的研讀與體悟,尤其是對二程、朱熹等重要學者的代表作均要下功夫研讀。柳貫對宋濂的培養,也是從研讀儒家經典開始,尤其是對四書五經的探討。對經典的研讀,主要是為了體道。道是儒家文士心中的至高無上的宇宙法則。寫文章常是為了載道、明道。不少文士有着難以忘懷的體道經歷。宋濂之友烏斯道對此有深刻的記憶。烏斯道曾深情回憶體道的過程:

作為義門鄭氏的家族學校,東明精舍為鄭氏培養出了一批傑出人才。鄭氏家族173人入朝為官,無一貪腐,是古代社會的典範。時至今日,實地考察東明精舍和鄭氏宗祠,可以看到當年的文化遺迹尚在。鄭氏宗祠已被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並繼續發揮着作用。東明精舍,這個曾經輝煌一時的書院,到目前為止,卻尚未得到重建。如果能夠合理設計、恢復重建此書院的話,既可以作為青少年感受傳統文化魅力的場所,定期開辦國學公益講座,發掘地域文化特色,亦可以建立江南第一家鄭義門家族的文獻與研究中心,將對今天的文化建設增添不少助力。

宋濂一封封往來的書信,見證着宋濂的青蔥歲月,也記錄著浙東文人之間的真摯情感。宋濂寫信向柳貫請教音律的「尺法」問題,柳貫撰寫《與宋景濂書》認真回復。黃溍新得一部《伊洛淵源錄》,迫不及待地要送給心愛的弟子宋濂,其《與宋潛溪書》雲:「《伊洛淵源》一書,舊無刻本,近方有之,今購得一部,藉以縑素奉上于文府,或可備檢閱也。」(《宋濂全集》附錄二《潛溪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胡助把自己寫的《峴陰樵唱》寄給宋濂,請其刪正,宋濂指出其作品的優缺點,胡助複信稱「向承雄篇見寄,氣焰可畏,覽之羞縮,數月不敢言文」,以「大風揚沙矣,雨雹交下,歘興忽止,變化莫測」表達對宋濂的景慕之情,並對宋濂說「邇來定有新作,更能錄示數篇否?」元至正十年,宋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同門戴良作《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友人劉基作《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並序》。劉基撰寫《二鬼詩》則以宋濂和自己為「二鬼」,寄寓着對未來的憧憬和思考。

在此,除了作文本於六經之外,宋濂還強調要以孟子為宗,宋濂的這種看法,基本代表着浙東文士的態度,影響着明前期的文章寫作走向。劉基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道出宋濂之文能融合柳貫、黃溍兩位先生的長處,並談到宋濂的文章作法,其《宋潛溪先生文集序》雲:

教育理念:研讀經史與古文創作並重  一個學校辦學成績的好壞,集中體現在其人才培養質量和學術研究水平的高低。東明精舍在14世紀的教學和實踐,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代表浙江書院教育的最高水平。宋濂在《送張編修赴南陽教授序》一文中,以勉勵張翀的形式詳細表達了其教育理念,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取群聖人之經,列弟子于堂下,啟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二是「教道所施,貴在變通」,「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要變通者有六,即「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辟也。」宋濂此處所談的以聖人之經為本和「貴在變通」,代表着東明精舍的教育理念。聖人之經主要是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要以此為本,啟發引導弟子,使其「心」和「理」相涵,「事」與「心」不悖,這樣才有希望成材。變通是指根據弟子的材之「清濁」和學問的高低深淺,進行因材施教,靈活變通。具體來講,要變通之處有六點:不要突然語以高遠,以防其凌躐不遜;不要讓他們安於卑近,以防苟且自畫;不要過於嚴厲,防止不通上下之情;不要失於寬縱,以防失去長幼之節;不要給弟子看非聖人之書,防止其遁離;不要讓他們學習無用之文,禁止其乖而有辟。應該說,宋濂的教育理念是嚴格遵守孔子等儒家先賢的方法的。

溪上從遊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仙華山水間也。(《遜志齋集》卷九《與蘇先生二首》(其二),《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刊本)

據比宋濂小一歲的劉基回憶,宋濂才思敏捷,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在當時被譽為神童。義烏賈思逵非常賞識宋濂的才華,把女兒許配給他,此年,宋濂僅九歲。十七八歲的時候,宋濂致力於古文辭的寫作,自以為有得也。二十歲之際,宋濂主要跟隨吳萊學詩,師從黃溍為文,詩文均名滿天下。宋濂初次和東明精舍有交集,應當是跟隨柳貫、吳萊學習期間。當宋濂執教於此的時候,胡翰、蘇伯衡、鄭濤等文士常聚集於此,談詩論文,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縱論天下大勢,充滿豪情壯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種理想深深地烙印在浙東文士的心中,成為人生的重要追求。

六籍之外,以孟子為宗,韓愈次之,歐陽修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荊榛之塞,無蛇戶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埆邪蹊耳,胡可行哉?

在此,仙華山水不單純是山水了,而是具有某種象徵,已然成為方孝孺的重要情感寄託。慈溪桂彥良以「雙桂」名其讀書之室,請宋濂作文以記載此事。宋濂作《雙桂軒記》,稱「濂侍經青宮時,四明桂君彥良實為正字,朝夕同出入禁中,怡怡然,侃侃然,異姓兄弟也」。宋濂談到在東宮期間,和桂彥良共同出入禁中,喜悅愉快,很能談得來,可以說是異姓兄弟了。可見兩人感情之深。在宋濂致仕還家之際,桂彥良作《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讚美宋濂「名揚宇內,文播外夷」。寧海葉兌與宋濂父子有着多年的交情,並有《舟中贈宋景濂學士詩》一詩稱宋濂「寰宇貫今古,文光動奎璧……高風映千古,永為世人則」;有《送宋仲珩詩》稱「今秋動行邁,覲省金陵塾……忠孝萃一門,巋然鎮浮俗。」葉兌以詩表達對宋濂才華和風範的仰慕,抒發對宋璲(字仲珩)的賞識之情。宋濂、王褘等文士經常在一起探討文學,宋濂有詩記之,即《秋夜與子充論文,退而賦詩一首,因簡子充並寄胡教授仲申》雲:「人文本為載道具,次則紀事垂千齡。」王褘,字子充,號華川,浙江義烏人,是宋濂的同門,與宋濂同為《元史》總裁,二人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經常在一起唱和,探討人生和哲學的相關話題。此處的胡教授,是胡翰,字仲子,又字仲申,學者稱之為長山先生,浙江金華人,師從吳萊、柳貫等學者,為宋濂的同門友,曾擔任衢州教授。三人為同門,經常交流文學和學術,是難得的知己。浙東文士的文學思想正是在日常的切磋中不斷得以完善的。東明精舍所在的鄭義門也是文士筆下濃墨重彩的地方。鄭義門是宋濂、方孝孺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一草一木,皆有深情。對於鄭義門,有兩首著名的詩歌,一是宋濂作《別義門》,詩云:  平生無別念,念念在麟溪。生則長相思,死當復來歸。

劉基先談宋濂的學術,窮究經、子、史,包括釋老之書,且達到「登堂入室」的水平,再論其文章作法是「主聖經而奴百氏」,因此宋濂之文「理明辭腴,道得於中,故氣充而出不竭」。同時,指出宋濂還「時取老佛語以資嬉戲」,體現較為通達的文學觀念。

道是浙東文士心中的最高範疇。六經是道的直接載體,也是浙東文士極為推崇的典範作品,在浙東文士心中佔有崇高的地位。文章書寫的目的在宋濂等人看來便是明道。宋濂在《贈梁建中序》中強調為文「無非以明道為務」。這種表述正體現文章作為承擔明道的一種書寫職能,即明道是文章書寫的核心目的。在宋濂心目中,文章有「天地自然之文」、「聖賢之文」等。「天地自然之文」難以捉摸,能見到的較高層次的便是「聖賢之文」,而「聖賢之文」直接呈現於六經。宋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明確談到:

作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槁木死灰而已。

烏斯道回憶自己少年便失去父親,家裡甚為貧困,藉著母親夜間紡織的燈光讀古書,母親憐惜他,他卻不以為苦,諷誦不停止,白天和大儒辯論相關疑難問題,「惟求進夫聖人之道」。

方孝孺提出的作文之法,非常具體,包括體裁、章程,既要行意,又要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章程以核之,體裁以正之。」文章要有氣勢,貫通首尾,要立意高遠,以理主之,要有章程,體裁要正。氣勢、立意、義理、辭章和體裁,都要具備,如此方能成為好文章,成為有用之文,否則「雖工而於世無所禆」。在這裏,方孝孺試着用具體的作法來實現理想古文的書寫,對體裁的要求是「完」,否則會「端大而末微」,前後篇幅不對稱、不照應;對章程的要求是「嚴」,否則就會出現「前甲而後乙」,前後不一致;對「氣」的要求是「昌」,如此方能連貫暢達,否則就會「破碎斷裂,而不成章」;對「意」的要求是「貫」,前後貫通文意,不然就會出現「乖離錯糅,而繁以亂」;對「理」的要求是「無疵」,要醇正,否則就會「氣沮詞慚,雖工而於世無所禆」。與宋濂、劉基等文士所談的古文作法相比,方孝孺提出的上述作法更為深入,也比較具體,具有現實層面的指導價值。從黃溍、柳貫、宋濂到方孝孺,在某種意義上,這既是東明精舍的文章寫作的教學情況,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元末明初學術和文學承傳的訊息。

宋濂認為有形之物易弊,文章能夠不朽,是因為道寓於其中,道是無形的,因此,文章足以實現不朽。天地未判之際,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想要明道必須找到一條恰當的途徑。儒家不同的學派可能略有差異,主要是對儒家的某部經典的看重程度不同,但基本的理念是一致的。宋濂在《六經論》中進一步闡述如何體悟六經:

余少失怙,貧甚,夜就母績之燈讀古書。母憐良苦,令止。余不為苦,而諷誦不已,晝則詰難辯疑于儒宿,惟求進夫聖人之道焉。(烏斯道《春草齋集》文集卷四《書自作詩文後與楊伯純》,明崇禎二年蕭基刻本)

在此,宋濂認為經不明,導致心不正,心不正,則無鄉閭無善俗、國家無善治,彰顯出「明道」和「用世」的密切關係。文不明道,則無法移風易俗,更無法推動「善俗」和「善治」的出現。同時,宋濂提供了一種通往「道」的學習路徑,即「脫略傳注,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他還舉了自己學道過程的三次不同時期的體驗:「始焉則戛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對於文以明道,宋濂雖然講到「脫略傳注,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亦談及相關感受,但具體如何「脫略傳注」,怎樣「獨抱遺經而體驗之」,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也就是涉及具體操作層面了。體道最終要落實在文字上。這與文章的寫作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般概括地講,是寫文章根柢于儒家經典(四書五經是其中最核心的),闡發自己所體會到的經典中所蘊涵的聖人之道。而這也涉及宋濂等文士對弟子進行詩文寫作技巧方面的訓練,這在古代社會是文士進行的必修科目。詩文出色,尤其是文章寫作過關,方能在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雖然和儒士心中的道來比,文藝的分量相對較輕,多數文士不願意談到自己是文人(如方孝孺),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他們還是能夠認識到文藝的價值,也談到不少文章寫作的技巧。嫻熟的寫作技巧有助於清晰地闡述相關學術問題。在這方面,黃溍、宋濂對弟子的教導,作為我們了解的一個窗口。宋濂《葉夷仲文集序》引用黃溍的教導來談文章作法:

鄭義門是宋濂執教的地方,也是方孝孺求學的地方。宋濂雖然人離開了鄭義門,卻日夜無不在思念這裏,此生無法忘記在東明精舍度過的一個個難忘而愉快的日日夜夜。另外一首是宋濂的高足方孝孺撰寫的《鄭義門》,其中有 「史臣何用春秋筆,天子親書孝義門」。「孝義門」是指元代兩次旌表鄭義門,入明后,明太祖朱元璋也多次旌表鄭義門,親書「孝義家」,敕封為「江南第一家」。方孝孺對鄭義門的推崇,可見一斑,在此四年的求學時光,對其身心的影響是深遠的。後來,宋濂被譽為明代開國文臣之首,影響遍及海內外,而方孝孺也成為建文朝的文壇領袖,是儒家學說闡釋的權威學者,鄭義門也因宋、方等人的表彰而愈加聞名天下。東明精舍毫無疑問也成為當時一流的學校。

上究六經之源,下究子史之奧,以至釋老之書,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為文則主聖經而奴百氏,故理明辭腴,道得於中,故氣充而出不竭。至其馳騁之餘,時取老佛語以資嬉戲,則猶飫粱肉而茹苦荼、飲茗汁也。(宋濂《宋學士全集》,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詩文酬唱:聯絡感情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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